端午将至，百无聊赖之际，写点文字，以示端午之情，并以我一己之见谈谈屈原这个人。

一想到端午，就会想到粽子、龙舟之类相关事物，极少人会想到屈原这个人。夏历五月初五是一年一度的端午节，所谓端午，本名端五，又名端阳、重五、重午，别称天中节。民俗在每年端午盛行龙舟竞渡。最初以纪念战国时代怀石投江的诗人屈原，是故，端午节又称之为龙舟节。然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，人的思维观念有所改变。端午节不再是纯传统性节日，而是带有更多的商业化色彩。龙舟竞渡亦如此，划手们日夜备战，锣鼓声满天，无非是为了争夺那高额的奖金。而政府部门亦借此宣传旅游文化，以便更好的招商引资。

根据记载，屈原“博闻强志，明于治乱，娴于辞令”，能“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，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”，楚王“甚任之”，任三闾大夫。如此之才学，又是楚王之同姓贵族，官运亨通、平步青云指日可待，虽为外交部长，接触人员也挺多的，见识亦与朝中之幕僚不同。

可惜，屈原虽博学多才，素有抱负，却不知道“水至清则无鱼，人至察则无徒”这个道理。不懂与得志之“党人”合流，硬是走“非主流路线”，反而高呼曰：“举世皆浊我独清，众人皆醉我独醒。”他将个人的书生高洁之气与当时社会污浊之气对立起来，足以见其愤世嫉俗之情。他的自恃清高之气，在《渔父》一文中，足以知晓。渔父曰：“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，世人皆醉，其淈泥而扬其波？众人皆醉，何不慵其糟而啜其酾？何故深思高举？”，显然，渔父为道家一派，他以此自喻，以表明处事之态度，顺应世态之变化，明哲保身，所谓“识时务者为俊杰”，然而，屈原恰恰与之相反，他说：“新沐者必弹冠，新浴者必振衣，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？宁赴湘流，葬于江鱼之腹中；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？”，屈原在政治上失意，以致身体、精神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。屈原秉着一股不屈之气，决定以高洁之品德去殉国，思想境界虽高远，态度亦坚决，然不足为后人所取。反之，渔父那种观点“沧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我缨，沧浪之水浊兮，可以濯吾足”更值得后人借鉴，对于不想理会的事情，可以假装没看见，这就是所谓的“眼不见，心不烦”啊。毕竟人的一生甚是短暂，如若想像屈原那样，苦恼心伤，愁绪“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”，岂不悲哉？

虽然，屈原在政治上不得志，但是在文学方面颇有建树。后人一提起“楚辞”，有所见地者都会想到屈原或《离骚》等字眼，太史公说：“屈原既死之后，楚有宋玉、唐勒、景差之徒者，皆好辞而以赋见说。”由此观之，屈原不只是创立了一个学派，更是影响了另一个学派的产生。其作《离骚》一篇是极具深刻现实性的积极浪漫主义作品，他本人更是成为了浪漫主义诗歌的开创者、领导者，其后便是唐朝之李白。文章中比兴手法更是得以广泛应用，它“依诗取兴，引类比喻”进一步继承了《诗经》的比兴传统。刘勰在《文心雕龙·辨骚》中就极力推崇楚辞，并称之为战国时代的“风”、“雅”，“衣被词人，非一代也”。楚辞影响之深远，在先秦文学乃至古往今来之文学，也只有《诗经》能与之媲美。总体看来，屈原这个人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是占有一席之地的，但是，他的为人处世以及另类思想是有问题的，他本人不适合生活在现实社会里，而更适合生活在文学之中。

屈原虽然对国家有一片忠爱之忱，然碍于社会环境所迫，奸诈党人为非作歹，加之君王昏庸不明，对于耍奸之人，听之任之，以致社会风气日益衰颓，虽屡遭摧残，但为保持清白，为正道而献身，就像有些宗教的极端思想，产生了一批殉道者，以捍卫他们心中那种空灵思想，或许在他们的眼中，那是一种“光荣的、至高的、无尚的行为”，但是在我们看来，那就是极端的、偏激的行为。就像屈原自己说：“伏清白以死直兮，固前圣之所厚。”，为“哀民生之多艰”，即便是“九死”也“其犹未悔”。当白起攻破郢城的时候，屈原还是没有“觉悟”的，仍然愁绪填膺，和自己过不去，于是就独自跑去汨罗江寻短见了。屈原这个人就是“心理素质有点差”，不懂得变通，就像王国维说的“赤子之心”、“天真之词”，整天怀着“亡国之痛，思国之痛”，牢骚愤懑实属书生之气，“不平则鸣”亦如此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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